世纪之交：市场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崛起

7.1 争议“基本经济制度”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然而，此时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尚不明确，私营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仍被限定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为获取生存与发展空间，大量私营企业不得不向公有制企业让渡控制权与管理费，以戴“红帽子”的方式依附生存。

经济现实与传统教条的脱节引发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1995 年至 1997 年间，坚守传统观念的阵营连续发布多份“万言书”，指责改革导致国有工业比重下降，主张必须坚持苏式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厉有为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为代表的改革派予以回击，提出应区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富裕而非固守特定所有制形态。

真正打破僵局的并非纯粹的理论辩论，而是严峻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大量国有企业陷入全面亏损，酿成严重的失业危机。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中央不得不实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而大量涌现的民营中小企业则成为了吸纳下岗职工分流的绝对主力。这种基于生存需要的互补关系，迫使决策层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承认。

7.2 中共十五大的重大决策：“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1997 年 9 月召开的 中共十五大 在产权制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决议将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次年被写入《宪法》。

在此蓝图下，中国在 20 世纪末启动了大规模的 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央采取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推动核心资本重组。改革摒弃了此前的行政性捏合，全面推行 公司化改制，通过剥离不良资产与社会职能，推动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首发上市，试图打破垄断格局。

与此同时，对于数量庞大的小型国有企业，决策层在实践中全面放开了“抓大放小”中的“放小”环节。各地基层政府迫于财政压力，纷纷将中小型公有制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改制为个人独资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了配合国企减员增效，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信贷与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

7.3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在政策松绑的催化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两大增长极。

在浙江，底层民众自发形成了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企业集群，温台模式 成为民营工商业起飞的典型代表，推动该省实现了高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江苏，原本由基层政府主导的 苏南模式 乡镇企业在 90 年代遭遇效率瓶颈，迫使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产权置换，将其改制重组为私有企业。叠加引进外资的示范效应，苏南地区成功实现了向外向型与私营主导经济的二次跨越。同样，珠三角模式 也在外向型经济拉动下迅速崛起。

至 20 世纪末，民间长期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得到释放。民营经济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更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了核心地位，成为应对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与维系内部社会稳定的主力军。

7.4 瞩目的成绩和未竟之业

市场机制的引入极大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一时期的经济崛起主要得益于三个核心机制的共同作用。首先，制度门槛的降低释放了被禁锢的民间活力，大规模涌现的民营企业成为推动增长的基础引擎。其次，劳动与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加速了 库兹涅茨过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工商业，大幅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最后，对外开放与全球化接轨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跃升。

这些结构性转变为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总量扩张与减贫奇迹，中国人均 GDP 与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然而，这种依靠边缘突破与增量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体制仍不彻底。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依然携带着浓厚的旧体制基因。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大多停留在子公司层面，作为母公司的行政性集团依然保持着内部人控制的特征，改革出现了“中梗阻”；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获取与行业准入上仍面临隐性歧视。这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倾向于寻求政治庇护与短期寻租，形成了 半市场、半统制 的双重体制格局，为后续的粗放增长与系统性风险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