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

为什么国企最难改

国企同时背负多重使命——办社会、保就业、上缴利润、稳定价格，目标之间互相打架；所有权虚置导致“所有者缺位”，无人真正对资产负责；亏损有财政兜底，形成预算软约束。科尔奈的短缺理论为此提供了概念工具：软预算约束下的企业天然是“投资饥渴症”患者。

阶段一：放权让利（1978—1984）

改革从扩权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希望用利益刺激调动积极性。它见效快，但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与政府的关系仍是“父子关系”式的讨价还价，并未触及体制本身。

阶段二：承包制（1987—1992）

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用“包死基数、超收多留”的合同替代软预算的父爱。承包制在短期内稳住财政、激励增产，却埋下行为短期化的种子——拼设备、虚报利润，且仍无真正的产权主体。它是在两难之间选出的次优方案。

阶段三：现代企业制度（1993 年后）

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公司法把国企改造成公司制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90 年代后期再以“抓大放小”收缩战线，配合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承接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国企从“全能工厂”退回“经济组织”。

历次改革共享同一个难题：公有制框架内如何解决激励与约束、产权归位到何种程度。这条主线至今未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