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的蔓延

11.1 90年代铲除寻租制度基础的努力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重启改革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消除 寻租 的制度基础。随着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和 1994 年双重汇率向市场汇率并轨，商品供应日趋充裕，曾经猖獗一时的“官倒”行为自然烟消云散。

然而，寻租的领地并未被完全消除。由于要素市场尚未放开，行政权力依然支配资金和土地的配置。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政府单方面以极低价格征购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并进行 土地批租，这使得信贷市场和土地成为新的腐败高发地带。

为限制各级政府任意设立行政许可，国务院从世纪之初大规模清理了 行政审批 项目，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但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以实质性行政审查为核心的制度依然保留，向强调强制性信息披露的 核准制 的过渡步履维艰，使得企业上市始终伴随着极高的寻租成本。

11.2 世纪之初政府管控增强对扼制腐败的负面影响

21 世纪初期，铲除腐败制度基础的努力出现了逆转。面对经济过热趋势，政府并未单纯控制货币总量，而是采取了 有保有压 的宏观调控措施，通过国家发改委强化了项目审批与投资控制。这赋予了主管投资的行政机关极大权力，使行政审批制度以多种形式全面恢复甚至扩展。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了以 四万亿投资 为标志的强刺激政策。各级官员“跑部钱进”争夺项目，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手段的运用。同时，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运动中，地方政府依靠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和土地差价形成了庞大的 土地财政。这种以“造城”为特征的 重化工业化 运动，让地方官员掌握了海量的差价收入和信贷分配权，导致围绕土地与投资的贪腐大案层出不穷。

伴随贪腐的高发，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力量也借机抬头。他们不再直接攻击决策层，而是利用民众对腐败与贫富差距的不满，把矛头指向民营企业家与市场化改革本身，主张实行“再国有化”，甚至呼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11.3 腐败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

随着行政干预的加强，寻租活动的体制基础不断扩大，导致腐败在世纪之交急剧恶化。

首先是腐败规模膨胀。全国居民来源不明的 灰色收入 以远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速度增加，大量非法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境外。其次是涉腐人员数量猛增。拥有政治资源优势的群体通过官商权钱交易，迅速演变为“新富豪家族”。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大面积侵入党政军机体，“买官卖官”现象趋于泛化并成为常规，甚至爆发了省级层面的大规模群体性贿选窝案。

11.4 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

腐败蔓延与宏观政策偏差带来的最严重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全国居民收入的 基尼系数 突破警戒线并持续在高位运行，家庭财产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超收入差距。

这种不平等并非源于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源于机会不平等。少数人凭借特权和寻租门道，通过侵吞公共资产迅速暴富；而普通民众不仅从改革中获益有限，还要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和 社会保障制度 缺失带来的风险。

在社会变迁中，一部分攫取了巨额财富的人逐步结成了尾大不掉的 特殊利益集团。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依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态体制，如果不能以步伐坚定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阻断后退路径，体制就极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锁定，最终滑向依靠强权垄断的 国家资本主义，进而蜕变为最为恶劣的 权贵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