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开辟光明未来

12.1 “中国模式”与市场化改革的路线之争

面对 21 世纪初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的“两头冒尖”现象，社会上爆发了两种对立方针的激烈争论。一部分人将乱象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提出以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依靠海量投资拉动高增长的 中国模式论。这一论调曾以压倒性优势占据舆论主流，并以薄熙来主政时期强权干预微观经济、以“打黑”掩盖财富掠夺的 重庆奇迹 为现实标本 [PDF p.307-308]。

然而，随着“重庆模式”的政治破产，愈来愈多的人清醒认识到，社会矛盾累积恰恰是由于旧有体制干预与改革停顿所致。在巨大的现实教训下，朝野要求重启改革议程的共识重新凝聚。与此同时，广东等地试行了商事登记改革与社会组织无主管设立，为随后的制度转折积累了地方经验 [PDF p.309]。

12.2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突破

2012 年底的中共十八大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次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为新一轮改革确立了核心坐标 [PDF p.310-311]。

《决定》从多个关键维度搭建了新体制的骨架：在所有制层面，要求确立现代产权制度，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分配上，强调完善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打破行政垄断；在国有经济管理上，要求从传统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全面转向 以管资本为主；在市场准入上，确立了“法无禁止即自由”的 负面清单制度。同时，全会重新界定了政府职能，将其严格限定在保持宏观稳定、提供公共服务与弥补市场失灵的有限范围内 [PDF p.312-314]。

12.3 推进改革面临的阻力与宏观环境约束

正确的顶层设计只是第一步。由于改革需要触动深层结构，其实施必然面临巨大的阻力与障碍。首先是来自旧有意识形态的牵制，特别是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与苏联模式残余，构成了深刻的思想羁绊。其次，由于权力寻租空间的扩大，党政军商各界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与贪腐势力，他们出于自保必然拼死抵抗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PDF p.316-317]。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巨系统。诸如土地确权引发的财政收支缺口等连锁反应，要求改革方案必须具备高度的专业协调性。更严峻的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下行、结构调整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 三期叠加 状态。这种高杠杆与货币超发的紧张宏观环境，极大增加了重大改革出台的风险。为此，必须坚决停止采用大规模刺激手段，清理僵尸企业，为改革赢得宽松空间 [PDF p.318]。

12.4 制度反腐与全面改革的落地生根

中共十八大以后，决策层以空前的高压态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但要在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必须走向制度反腐，通过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铲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土壤 [PDF p.319]。

2014 年起，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落实阶段。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开始密集部署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具体方案：2015 年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旨在逐步确立 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取代长期造成结构扭曲的选择性产业政策；2016 年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发布旨在平等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 产权保护制度 文件。作者认为，尽管改革历经波折，但只有坚定不移地落实这些系统性方案，打破体制性障碍，阻断退回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径，中国才能开辟出光明的未来 [PDF p.32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