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市场社会主义”

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由来

在 传统马克思主义 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市场被视为完全互斥。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波兰经济学家 兰格 提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模拟市场定价的“试错法”来实现资源配置，由此催生了 市场社会主义 的理论设想。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以 布鲁斯 和 锡克 为代表的东欧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公有制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的改良方案。随后，苏联的 柯西金改革、南斯拉夫的 企业自治、捷克斯洛伐克的 布拉格之春 以及匈牙利的 新经济机制，都进行了程度不等的实践。这些发生于苏联东欧阵营的探索，在 70 年代末强烈地吸引了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改革者。

2.2 市场社会主义的本土资源

在考察东欧经验的同时，中国本土也涌现了反思集中计划体制的思想。1956 年，孙冶方 提出把计划放在 价值规律 基础上，主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一思路与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在本质上高度契合，即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企业在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日常决策权。

文革结束后，蒋一苇 提出“企业本位论”，董辅礽 主张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与此同时，李先念 和 袁宝华 等高层经济官员在考察外国企业管理后，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动向企业放权让利。作为中国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威，陈云 延续其 1956 年的政策思路，正式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模式，这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宏观架构。

2.3 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大规模试验

1978 年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了权力下放的基本方针。在四川等地前期试点的基础上，1979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了五个文件，标志着以 扩权让利 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正式铺开。

扩权初期显著激发了企业的增产积极性，但也迅速暴露了局限：由于企业仍缺乏清晰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筛选，在 预算软约束 的惯性下，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随之爆发。叠加 1979 年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压力陡增。面对经济秩序的混乱，1980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在 陈云 的强力倡导下，决定实行进一步的 经济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被迫暂时停顿。

2.4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后续影响

扩权让利的挫折引发了保守思想的反弹，部分人将经济困难归咎于市场作用的扩大。1980 年，薛暮桥 起草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是“商品经济”，主张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从 1981 年起，这一观点遭到猛烈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会动摇 计划经济 的指令性主体地位。在多方博弈下，1982 年召开的 中共十二大 最终将经济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定调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到了 80 年代中期，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普遍陷入通胀与停滞的泥潭。布鲁斯等人也撰文反思，指出如果在产权层面不放弃所有制教条，所谓“受管制的市场”最终仍会沦为行政协调的伪装。此后，外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淡出中国的舞台中心，但它遗留下来的“放权让利”与“宏观调节”等核心理念，却以本土化的形式继续主导着此后多年的国企改革。